当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开始崩塌的时候,当崇尚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拔地而起的时候,当广大知识分子为民族和国家的春天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胡适、傅斯年这样少数的知识分子既对国民政府表示痛恨、惋惜,又不相信中共。性格火爆的傅斯年在北平解放前夕,面对国民政府的崩溃,他悲伤、绝望、痛不欲生,几近自杀。但他同时又认为共产党很可能会毁灭文化研究,断送学术前途。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走,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并亲自主持了“抢救行动”的实施。然而大多数学人都痛恨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看好共产党,不愿意去台湾或别的国家,就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没有接受国民党的“抢救行动”,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温和理性的胡适,则毫不犹豫地去了美国。
思想、思潮远不等于现实的果子,即使它是对的,是符合文明发展潮流的。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就宣布了行宪,但当时内战正在进行,宪政名不副实。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又继续实行戒严,宪政也是一纸空文。直到三十多年后,民国思潮中民主宪政的思辨,才在台湾结了果子。我想这与蒋经国有着国民党大陆政府腐败、崩溃的切肤之痛有关,甚至可以猜测这与蒋介石兵败后的晚年反省也不无关系。台湾的路径,一定会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在中国文化范围乃至黄种人范围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还可能具有火种的作用,只是我们无法预测这个意义能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得以大力度地具体呈现罢了。
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出现“民国思想热”呢?其实,民国思想的涵义和价值,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心知肚明了,至于社会上没有表现出“民国思想热”,只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出于种种原因的苟安及噤声造成了内热外冷的局面罢了。我们甚至怀疑,以中国当下普遍浮躁、粗陋、堕落的时尚及脆弱的环境,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思想热”,也不会有什么“民国思想热”的到来。 |